植株的浸染性全部病害及非浸染性部分病害的病部“復原”具有不可逆性。也就是說，任何致病植物被害部位的細胞、組織、器官受損后都不可能經過治療得以“復原”，最理想的防治效果，只能是抑止病組織擴大、阻隔和防范病情擴散、蔓延。被害部位的細胞、組織、器官可以原位或換位“新生”，而原來的感病細胞、組織、器官已不可原體“再生”。

病害防控的前置性

在植物病害領域，“預防為主”的內涵實質是治“早”治“少（?。薄爸挝床　?，重在“治未病”。任何植物的任何病害，只有切切實實重視和實施“治未病”，才能真正掌握植物病害防控的主動權。而“治蟲”強調的是治“弱”和治“準”，更不是“治未蟲”，這是植物保護對策中“治病”與“治蟲”的最大區別。

病害防控的復雜性

浸染性病害“四環節”（寄主、病原、發病條件、浸染途徑）高度關聯，缺一不可，只有“四環節”全部具備，才能形成和發生植物病害。因此，任何一個環節的缺失或阻隔，病害的“發生”將難以為繼，“危害”也將終止。就園林植保而言，過去經常將“發生”與“危害”混為一談，表述也不夠嚴謹。實則“發生”與“危害”是兩個既有內在聯系又有所區別的基本概念。“發生”的軌跡是“鏈式”的，“危害”的軌跡是“階梯式”；“發生”的狀語指向是“范圍”，“危害”的狀語指向是“程度”;“發生”的觀感文字表述是“普遍”（廣泛）、“局部”、“零星”、“個別”，“危害”的觀感文字表述是“嚴重”、“較重”、“一般”、“輕微”（無論是“發生”或“危害”，各等級的量化表述則必須以不同級別的數據指標為準）。在生態、環境、經濟、景觀層面，植物病害乃至整個有害生物“發生”不一定必然構成“危害”（損失），但任何層級的“危害”程度必定以“發生”為基礎；一旦有害生物或環境“脅迫”的“發生”與“危害”兩者都達到極致，那就形成了以“損失”為內涵要素的成“災”，構成名副其實的“自然災害”。但必須強調的是園林植物病害防控要以“發生”為調查、監控和預測預報的基礎，而不能等到“危害”出現，這也是病害與蟲害“科學防控”的區別點之一。

非浸染性病害“三要素”（環境、自然、管理，含種植、設計、施工、養護）高度關聯，又可各自“發力”，任何一項因素都可成為主導病因。

浸染性病害與非浸染性病害惡性互作，絕大多數“非浸染性病害”皆可釀成次生性“浸染性病害”或引發“弱寄生蟲害”。反之，已經形成的“浸染性病害”亦可誘導或加劇“非浸染性病害”的發生。

病害防控的綜合性

植物病害防控的“有效性”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防控對策舉措的“綜合性”水平，要在“套餐”和“組合拳”上下功夫。由于導致植株染病多半是多因素疊加，因此，有效防控植物發病也必須注意相對應的多舉措組合。

病害防控的時效性

植物病害應嚴格遵循防控“三時”（施藥時間、發病時期、浸染時段）的適時性；“四準”（方法要準、藥物要準、濃度要準、劑量要準）的針對性；一連續（治病“療程”的連續性）。這是有效控制植株病害發生、危害、擴散和蔓延的關鍵，也是植物病害防控最具技術含量的舉措要點。

與一切生物病害防治一樣，植物病害防治也要防止“過度”治療。當前，在園林植物病害領域，這種情況不多，遠不如園林植物蟲害“過度”防治的現象明顯。園林植物防控問題主要還是不治、誤治、漏治，生產作業中的行為表現是治而不防，有治無防，不治不防，治不適時，治不到位，治不得法。

科學防控有效途

徑治病先治“蟲” 如各種病毒病、花葉病、煤污病、松材線蟲病等，都是以某些昆蟲（如蚜蟲、蚧蟲、蝽象、粉虱、葉蟬、松褐天牛等）作為植物染病的媒介，這類害蟲必先除之，而后方能有效防病治病控病。

治病先治“土” 如各種枯萎病、根癌病、立枯病、猝倒病、根腐病、疫病、菌核病、根結線蟲病、灰霉病等多種植物病害的病原以土為匿身之地，以土為浸染之源。即使是非浸染性病害，也有許多源自植物生境土壤之“脅迫”、“污染”、“缺素”、“貧瘠”，故植物生境的基土必先保持“營養”、“通透”、“無毒”，溫度濕度適宜，營養面積（實為容積）充裕，才能有效防病治病控病。

治病先治“衰” 如各種弱寄生性“寄主主導型”的腐爛病、爛皮病、潰瘍病等。各種寄主主導型植物病害病原有兩個特點：一是病原物長期且普遍存在于植物體上，不論病害“發生”與否，“危害”與否，病原物早已附著在植物體上，故病原具前置性和普遍性；二是病原的發育（浸染過程）是伺“機”而行，具有較強的機會性，這個“機會”就是植株本體長勢的衰弱和生境條件適宜，促成了植物病害“偶發性”與“必然性”并存，通常情況下先有弱勢、極弱勢植株，而后才有諸病寄生，進而更大程度上摧殘植株的長勢，這就以惡性循環的形式構成了“病”對植物的“危害”。

治病先治“種”(苗) 各種先天性、遺傳性植物病害皆因“種”引起，多數地方園林種苗檢驗缺失，檢疫流于形式，引起種苗攜病進城，種苗帶病入土。對這種狀況習以為常、熟視無睹，已成為當前各地綠化的基礎性隱患之一。一切化感性、窒息性、先源性、攜帶性植物病害皆因“種”而產生。目前，許多綠地建設實際上都是不同程度的“帶病工程”，綠化工程質量的全程監督多數缺位或形同虛設；“適地適樹”在許多地方已淪為不受任何約束的裝潢門面的口號，實際上是“地”與“樹”“門不當，戶不對”，“地”不考慮“樹”，“樹”不適應“地”；種植環節對植株病害“寬宏大量”的高容忍態度和對病株、病部“不識廬山真面目”的知識盲點以及種植流程的粗疏、馬虎、追風趕潮，已成為各地綠化另一基礎性隱患，也給后期綠地養護管理帶來無盡的“麻煩”和被動。

治病先治“管” 水、藥、肥、剪、護等管護不是防控植物病害的唯一手段，但是科學合理的養護和管理是將植物病害“發生”控制在最小范圍、“危害”降低到最低程度的最終手段。

所以，必須認識到：傳統的植物病害防治關注的是“末端”，是癥狀顯現之后的“治”，是危害產生之后被動型的“防治”，實際上是難以真正奏效或收效甚微；科學的植物病害防控，把握的是“源頭”和“過程”，立足于“防”，是危害形成之前或之初主動型的“防控”。兩者付諸實施時從理念到技術舉措，雖然不可分割，但又必須予以區別，主次分明，有所側重，這樣才能在園林植物病害防治中真正實現園林植保“16字方針”（預防為主，科學防控，依法治理，促進健康）所強調的“科學防控”。（蔣三登：作者系山東濟南市園林科學研究所原總工程師）

來源：中國園林網